5月9日，有关部门宣布，为有效降低局部群体相对集中的风险，切实保护长江江豚，今年4月下旬起，组织实施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江豚迁地保护行动，共从天鹅洲故道输出长江江豚19头，其中4头由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接收，2头由珠海长隆海洋王国接收。

消息传出后，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质疑。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

被称为“微笑天使”的长江江豚，图片来源：新华网

观察者网：在迁地保护中，将部分野外个体迁入海洋馆或动物园的做法是否常见？主要意图是什么？

王放：这确实并不常见。我自己的工作也会涉及一些迁地保护的内容，主要是大型和中型的野生哺乳动物。在这个过程里，难以避免地会有一些把个体转移到人工环境的操作。

但是因为我们迁地的最终目标是野放，所以转移到人工环境的时候，需要非常注意的是控制它与人的接触、它的食物组成、它的生存状况和停留时间。

这个过程里边需要维持或者训练他躲避人类的能力、它的觅食能力，还有其他在野外生存的能力。所以，科研人员会建立一些半野生、半人工环境的野化基地，比如说大熊猫的野化放归基地、普氏野马或者獐的野化基地。

而海洋馆和动物园则有一些先天的劣势，比如说它的笼舍小，环境非常单调，动物在里边不能够维持正常的行为，长期笼养的动物我们会看到大量刻板行为，难以看到它正常的觅食、求偶、繁殖或躲避。特别是对于社会性的动物，它极度缺乏社交，缺乏动物个体之间的互动。

所以人工环境对于野化放归或者对于迁地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通常我们会尽可能避免让需要野化放归的个体在人工环境停留过长的时间。

观察者网：支持迁地的人期待可以“利用有实力的海洋馆的科研团队，加大人工繁育的力度”，您认为，国内海洋馆、动物园的科研能力是否够强？

王放：我以前工作的单位是美国史密森学会，在那边做过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而这个机构的隶属单位是美国国家动物园，所以我也算在动物园体系里边从事了几年科研工作。

现在国际上大家的主流认识是，动物园或者海洋馆具有四大功能，包括科研、保护、教育以及游憩。

一个很遗憾的状况是，国内的动物园或者海洋公园、海洋馆在科研、保护还有教育方面往往都有欠缺，只有很少的动物园能够真实地提供与野生动物有关的、能填补科学空白的数据。

观察者网：谈到数据问题，有人质疑称“圈养下能得到的数据……早就已经有记录了，没有任何新的产出。圈养下……和在野外的数据有很大偏差，这些数据很难被应用于对野外种群的研究。”圈养环境下的数据是否真的如此“不堪”？

王放：实际上，人工环境里得到的动物数据还是有用的，但是需要满足一些前提，比如需要有合理的设计，比如要回答非常有针对性的问题，由专业的人来执行，并且得到的结果应该可以发表成高质量的科研论文。高质量科研论文可以证明这个工作是可信的，结果是经得住推敲的。

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有相当多高质量的论文会发表在国际一流的科研期刊上，这些论文的完成者可能包括伦敦动物园、美国华盛顿动物园、孟菲斯动物园、圣地亚哥动物园这些一流的动物园。包括我国大熊猫饲养繁殖中心、成都的大熊猫基地，每年都产出大量一流的论文。

2016年9月29日，当年新出生的23只大熊猫宝宝，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亮相，图片来源：新华社

人工环境里得到的数据也是有用的，可以回答大量和动物有关的信息。比如动物在胁迫状况之下的反应，或笼养条件下的繁殖行为等等。人工环境之下，在不同的温度、湿度、干扰状况下动物的生理、生化还有行为指标，动物的激素、免疫系统、发育等数据，都是有重要作用的。

但是，并不是每个机构都可以完成高质量的科研，也不是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对于动物的生存有帮助的。当宣称有“科研需求”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机构是不是发表过高质量的论文，有没有足够的博士和硕士，有没有完整的科研计划，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科研项目。

观察者网：还有人担心，海洋馆今后会继续从野外获取个体，对野外种群造成破坏。这方面的问题确实存在吗？

王放：非常遗憾，对于很多物种来说，动物园的种群规模不能维持它们的繁殖，也不能保证不出现近交衰退，也就是近亲繁殖导致的退化。

如果需要动物园完好地维持一个人工种群的话，需要动物个体数量足够大，而且需要我们对每一个个体的来源和遗传信息都足够清楚。包括在进行繁殖的时候，需要让遗传多样性比较高的个体、亲缘关系远的个体参与繁殖，这需要一系列研究工作来支持。

在国内、国际成熟的动物园里面，是很多动物园构成一个体系。可能德国的一只猞猁会跟法国的猞猁交配，美国西海岸和美国东海岸的动物个体会参与繁殖，来保证遗传多样性。

这些工作都需要科研支持，也需要多个动物园的合作，但在今天看来，第一，实现很困难，第二，很多动物园都达不到要求。所以很遗憾，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海洋公园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还是需要野外个体的。

观察者网：既然海洋馆、动物园持续获取野外个体不可避免，那么如何从制度上保障不会出现过多索取的情况？据您所知，我国在这方面的审批机制是怎样的？

王放：这仍然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比如江豚，当我们连野外有多少只都说不清楚的时候，在我们只知道一些江段、一些保护地的数量，但是整体的数量都不了解的情况之下，我们很难从制度上维持这种野捕是可持续的。

生物学上有最小可存活种群概念，指的是野外最少需要有50只的种群才能在短期之内不灭绝，至少有500只的种群才能在更长的时间之内不灭绝，

2017年的长江江豚生态考察结果显示，江豚自然种群下降到1012只，虽然仍大于500只，但要考虑到它们分散在各江段与洞庭湖、鄱阳湖，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实际上最理想的状况是完全不从野外捕捉这些珍贵的个体，送到海洋馆里面去变成人工种群，也就是野外捕捉送往动物园和海洋馆的数字为零。

如果从帮助野生动物长远生存这个角度来判断的话，人工种群不管有多少只，都跟这个动物在野外能不能生存下去没有直接关系。比如不管是叙利亚仓鼠（金丝熊）还是毛丝鼠（龙猫），在野外都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所以人工养殖并不一定能直接帮助野生动物。

保证一个物种在野外长久生存的唯一底线是保护栖息地，比如对于江豚来讲是保护江段、控制航运、维持水质，以及控制沿岸生态系统的健康，对于其他的动物可能是维护草地，维护森林和山地生态系统。只有保证了它们赖以生存的栖息地，我们才能够从制度上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些野生动物的长远生存。

观察者网：除了科研、保护，您刚才还提到了海洋馆、动物园的教育作用，但也有人批评说，它们会误导公众的理解，淡化捕捞捕捉与圈养等产生的问题。您认为，直接观察动物与观看视频，在科普与环境、生态教育上的效果是否一样？如何做好科普与侵害野生种群的平衡？

王放：目前这个阶段，我认为动物园对人认识野生动物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想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信息是认识到动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认识到动物的自由与丰富的行为，意识到它们所受到的威胁，以及需要进行的保护和管理。

如果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其实并不需要我们把每一个濒危的、生存有威胁的物种都放到笼子里边观察，而我们需要给大家看到的，可能是一些已经形成了人工种群的个体，用这些个体已经可以充分地传达以上信息。有一篇很棒的文章，叫做《如何展示一只牛蛙》，讲的就是一只小小的牛蛙，如果展示得当，就可以讲述非常丰富的自然故事。

而对一些在野外面临巨大的威胁，不应该从野外捕捉的个体，我想可以辅助以视频、故事、纪录片这样的方式。实物和视频结合可能才有最好的效果，光靠视频是不够的，但是有一些物种的活体不应该出现在人工环境里。

所以整体来看，我们的动物园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很多动物园仍然还存在动物表演这种直接消费动物，以动物作为取乐对象的经营行为。我想，规范经营行为，停止动物表演，加强教育，同时尝试开展一点点真正高水平的科研是第一步；然后下一步也许是利用动物园的科研数据和部分经营收入，用来支持野生动物的保护；再下一步，可能是探索动物园如何真正帮助到这些野生动物。

我觉得这是一系列循序渐进的举措。对于很多动物园，我们今天还在第一步上，所以其实已经非常急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