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

早上8点，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里，“奶爸奶妈”们刚刚打扫完卫生，准备好早餐，熊猫宝宝们就迫不及待晃晃悠悠来到户外活动区，晒太阳、吃早餐、爬树、遛弯儿，享受属于它们的幸福“猫生”。而在距离大熊猫别墅区不远处的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里，大熊猫科研人员们的心情可没有这么轻松，每年3月至5月正值大熊猫发情期，他们必须抓紧这一年一次的机会，提升大熊猫繁殖率，破解阻碍圈养大熊猫种群高质量发展瓶颈。

王东辉就是其中一位“熊猫博士”，90后的他，从硕士研究生时期开始，就着力哺乳动物生殖与繁育生物学研究，至今已有近10年。2018年，博士毕业后，他从内蒙古举家搬到成都，开始了与国宝大熊猫的朝夕相处。2022年第103个“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位青年科研人员讲述他与大熊猫的故事。

人物

名片

王东辉，博士，助理研究员，2009-2013年就读于内蒙古大学生物工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2013-2018年就读于内蒙古大学动物学专业，硕博连读，获理学博士学位。

2018年就职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主要研究方向为大熊猫等濒危野生动物生殖与繁育生物学，主持四川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1项、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重点项目1项，获授权发明专利1项，发表SCI期刊论文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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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选择

为大熊猫成为“蓉漂” 神秘国宝自带吸引力

从生物工程专业到动物学专业，从本科到博士，优秀青年导师的影响和查阅文献时偶然映入眼帘的“大熊猫”相关词条，在人生面对选择的每一个十字路口，似乎都埋藏了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将王东辉带到了大熊猫身边。

王东辉和妻子都是土生土长的内蒙古人，在正式成为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员之前，他们甚至从未来过成都，对这里的印象仅仅停留在，南方、美食和大熊猫之上。对于他来说，2018年，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在内蒙古大学完成了本硕博9年的学业，王东辉即将走上工作岗位。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三个选择，留校继续搞研究，去医院从事人类辅助生殖工作，远赴成都成为大熊猫科研人员。王东辉选择了周围人眼中，最不可能的那个选项。“留在学校比较稳定，也在家人身边，进医院是师兄弟们选的最多的一条道路，但是我选择了来熊猫基地。”王东辉说，早在攻读博士期间，在阅读大量文献时，就对大熊猫的生殖繁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毕业的时候，偶然间看到了熊猫基地的招聘信息，就觉得太适合我了。”当时正忙着毕业答辩的王东辉挤出了一天时间，往返成都与呼和浩特，完成了面试，如愿进入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原本已经在内蒙古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妻子也跟随他一起来到成都，成为了蓉漂一族。“家里人都很支持我，比起工作的稳定和可观的收入来说，他们更希望我能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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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突破

和团队发现新技术让大熊猫冻精质量提升10%

安静内敛、略显腼腆的王东辉朋友圈里只有寥寥13条分享内容，但每一条都与大熊猫相关。自从进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以来，大熊猫，就成为了王东辉生活与工作里最重要的关键词。

“目前的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在大熊猫繁殖季节首要任务是做好大熊猫的繁殖工作，简单说就是帮大熊猫怀上宝宝。繁殖结束后，主要任务就是科研，针对大熊猫繁育中遇到的急需解决的瓶颈问题，开展相关科学研究。”王东辉介绍，大熊猫属于单次季节性发情动物，一年只有一次繁殖机会。同时它的择偶性非常强，如果有一方没兴趣都无法完成交配。

此外，王东辉还发现，大熊猫科学研究与传统模式动物和家畜的研究存在很大差异。“国宝大熊猫数量稀少且珍贵，研究过程是不能对动物造成任何损伤的，常规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并不完全适合大熊猫，所以要另辟蹊径。”王东辉认为，这也是大熊猫保护研究的魅力所在，一旦找到好的方法或是取得新的进展都令他们感到十分兴奋。

不久前，王东辉和团队科研人员在熊猫基地副主任侯蓉的带领下，通过近2年的努力，研发出了新型精液冷冻技术，发掘出更适合大熊猫精液冷冻保存的稀释液。“为了保持圈养大熊猫种群的遗传多样性，需要依靠人工授精技术辅助繁殖，冻精质量是人工授精妊娠成功的关键因素。”在改良大熊猫精液冷冻技术的研究中，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使用珍贵稀少的样本资源达到预期研究目标。经过阅读海量文献，缜密制定实验方案，他们最终找到了程序更简化、精子活力更高的解决方案。这一技术的正式投用，使大熊猫冻精质量提升了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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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心愿

破解圈养大熊猫高遗传价值个体“无后”难题

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被提升为国家战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向四川投来了关注的目光。人均拥有大熊猫数量最多的地方，最容易偶遇大熊猫的城市，在这些殊荣与光鲜的背后，像王东辉一样，一代代大熊猫科研人员却在承受着不为人所知的科学孤独。“大熊猫有800万年的历史，和它同时期的很多动物都已经灭绝了，因此，它的存在本身就极富神秘感。圈养大熊猫相关的科学研究，历经了40余年，但仍然有许多未解之谜。我们从事的是一个比神秘更神秘的工作，必须要踏踏实实地坚持，才能有所收获。”

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1114只增至1864只，截至2021年10月，全球圈养总数673只。随着人工繁育大熊猫数量快速优质增长，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实现野外放归并成功融入野生种群。作为具有野生大熊猫和圈养大熊猫资源的特大城市，近年来，成都持续大力推进大熊猫等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对大熊猫等珍稀濒危动物的就地和迁地保护，以及遗传资源保存作出了积极贡献。如今，这些科研成果不仅应用到大熊猫保护上，还推广应用到华南虎、小熊猫、丹顶鹤、绿尾虹雉、赤斑羚等其他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上。

“我们现在遇到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就是部分高遗传价值个体没有后代，其珍贵的遗传资源将面临丢失，不利于种群的高质量发展。”王东辉说，希望通过他和所有大熊猫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破解阻碍圈养大熊猫种群高质量发展难题，为实现野外大熊猫种群复壮提供强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