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我与导师“黔金丝猴研究之父”杨业勤先生等几位学者一同前往梵净山东北部的高山密林中，对那里的大山精灵黔金丝猴展开调查。时值早春，林间雾气朦胧，湿露沾衣。我跟随队伍一路登高。山径萧条，绕来绕去，登山沿途景色不时转变。出发处，农田稻畦横陈，鸡犬相闻；稍高些，竹树透石而出，旁有清流漱洗，淙淙有声；再入深处，枝叶阴翳蔽日，骨石嶙峋耸拔，最后逾过三道山岭，我们总算抵达了梵净山东北部山腰处的科考营地——岩高坪。在营地附近有一观测高点，那里视野开阔，远眺望去，青山与河谷交错逶迤而去，穹然高广，好一派“江山多娇”的景色。据先生说，岩高坪一带人迹罕至、古木林立， 是黔金丝猴最为适宜的栖息地。我后来几年的黔金丝猴研究也的确证实了上述说法，该地确是科学家观察和研究黔金丝猴难得的理想之地。我与自然保护的初次结缘便始于那次难忘的寻猴登山以及与杨老师等围炉夜话的经历。如今已过十年，那时的有些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为我从事生态研究和自然保护事业埋下了一颗内心深处的情感种子。

谈起贵州的生态保护，黔金丝猴恐怕是跳不过去的一个话题。黔金丝猴是中国最为珍稀的灵长类之一，仅分布于贵州省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素有“世界独生子”之称。该物种模式标本是一具由Henry Brelich从“梵净山”当地猎人手中获取的皮毛，后于1903年由动物分类学家Thomas Oldfield命名。在接下来的60多年间，国内外学者对其几乎一无所知。直到1965年，我国的动物学者彭鸿绶等做了题为《黔金丝猴的习性及其栖息环境的调查研究》的报告，这种神秘的动物才重新回到科学家的视野中。从20世纪80年代，来自国内外的学者们对该物种开展了生态行为、保护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这些研究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这一动物的认识。例如通过研究发现，黔金丝猴的社会结构主要是由一雄多雌的小家庭为单元组成的重层社会，他们常常分布于梵净山中高海拔的亚热带常绿落叶混交林内，有着白天在高海拔采食，晚上下至低海拔夜宿的迁移现象。它们以栖息地内百余种植物的花、叶、果实等为食，有着季节性变化的食谱。此外，近来研究人员使用红外相机还发现了黔金丝猴还会夜间活动及频繁下地活动等行为，很多这些发现背后的原因至今仍然不清。

黔金丝猴的种群数量估计从500只至750只不等，散布于梵净山保护区的董篷山、回香坪、岩高坪、密麻树四个片区。在2010年，梵净山环线公路的正式通车，意味着梵净山这座生物多样性的“诺亚方舟”几乎完全被孤岛化，梵净山生态环境的承载量得以被限制，使得梵净山的生态保护职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对于生活在孤岛生态系统中的黔金丝猴的保护来说非常不利。特别是地处梵净山自然保护区东北部的岩高坪片区，是黔金丝猴的核心栖息地，四分之三的黔金丝猴种群分布于此。随着环线公路的开通，进出当地社区变得非常便利，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同时随着人类旅游和徒步活动增加，这一区域生态环境被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渐渐变大，这使得黔金丝猴的生存不得不面对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像这样饱受人类压力，生存受到威胁的珍稀野生动物，黔金丝猴并非个例。当地球进入人类世，人类变成了地球上适应最为成功的物种之一。而人类的活动剧烈地改变着他周围的生存空间。而这对于其他野生动物而言，不仅仅个体和种群会直接受到人类的威胁，同时物种所生存的生态系统环境也难以幸免于难。白冠长尾雉等雉鸡因人类对其美丽的羽毛、肉蛋等的需求，猎捕频繁出现，导致其在多地种群数量下降甚至出现局部灭绝。例如，在2011-2012年梵净山鸟类的调查中，原本在马漕河、凯文村等处常见的白冠长尾雉，如今已是踪迹难觅。由于淡水生态系统的日趋恶化及猎捕，中国大鲵的命运同样多舛，从过去（1970年之前）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河流中的物种，到目前已变成了一种极度濒危，野外罕见的物种了。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不得不让我常常去思考并正视我们人类自身对于生物多样性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人类的确主导了过去几个世纪来的很多其他动植物的灭绝。我们从采集社会来到了农业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逐渐由生物人变成“理性人”，并拥抱了科学技术。当我们沉浸在现代科学和人类文明给人类福利提高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时，科学技术的消极意义也同时在人的“有限理性”下完成盲目性的累积和质变。农药DDT的使用及对其他生物和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便是一个难忘的案例。

毫无疑问，任何物种都会修饰他所处的环境。鸟儿筑巢，老鼠打洞，人类也毫不例外。有机体通过改造环境使自己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则需要容忍有机体,使有机体在其可以控制和容忍的范围内谋求生存。然而事实上是生态环境并不依赖来的人类的存在而存在，相反我们却不得不在环境的容忍中存在。因此，认识到这些，我们不得不对环境和周围的物种的变化加以适度的控制，使之能够容忍人类自身稳定的存在。从这一点上看，对于地球这个承载有限资源的生态系统来讲，生态保护是无法避免的历史趋势，是人类作为生物物种向自然及其他物种寻求和解的必然生存策略。这也许是人类思考和践行“生态保护”的终极意义之所在。

“世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就变成了路”。同样，生态保护之路是一条人类从无到有的必走之路，是人类从无到有的认知递进，是人类的世界观向着优化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向演变迈出的重要一步，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实践事业。要想实现人和自然的长期稳定的共存，人类必须将生态保护付诸于伟大的社会实践之中。更新传统旧文化，比如象牙雕刻艺术，野生动物医药，猴戏等，通过政策、法律、文化等禁止或是改善现有本土文化中对野生动物保护不利的部分，重构更加积极的生态文化体系。讲到这里，让我不由得记起了东欧的绿色明珠斯洛文尼亚。这个有着秀美的Bled湖泊，幽深的Postojnska洞，干净的小镇，令人称奇的洞下古堡等的国度，全国森林覆盖率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当地人会不断地向游客们提及绿色“Green（绿色的）”这个词，且每每说起该词，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我想这份喜悦或许便是每个人的身心再次回归“自然”时最本真的情感绽放吧！

作者：牛克锋 大理大学东喜玛拉雅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