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起涉野生动物案件引起不少关注——广州一男子因涉嫌非法收购猎捕野生动物被刑拘，现场查获疑似国家级重点保护龟类动物活体7只。

不少野生龟因观赏性强，市场价格高，非法捕猎的现象屡禁不止。今年，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现为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龚世平课题组联合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等相关单位的专家，在国际著名期刊《Science》（科学）上发文，呼吁加强野生龟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认为加强中国濒危龟类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迫在眉睫。

但上个月，汕头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郑锐强博士在汕头海域发现极度濒危物种棱皮龟，他表示近年来，在海洋环境污染、栖息地遭到破坏、饵料生物减少等背景下，棱皮龟越加珍稀，能够在汕头海域发现棱皮龟实属罕见。

一方面说恶化，一方面又体现出好转。那么，广东的野生龟类保护情况到底如何？南方日报记者采访多方发现，与野生龟类保护有关的一些问题，要下明确的结论为时尚早。

野化人工繁育海龟困难重重

位于惠州惠东的“海龟岛”，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海龟自然保护区，也是探讨野生龟类保护情况绕不开的地方，被称为我国1.8万公里海岸线上最后一张海龟“产床”。

“海龟对出生地高度忠诚，有神奇的导航能力，成年后会洄游数千公里，漂洋过海，回家产卵。”保护区工程师陈华灵介绍，海龟对繁殖环境很苛刻，研究发现，海龟上岸产卵时间集中在4月到10月之间的凌晨，此时外界环境没有任何干扰，且海水温度在25度左右，卵产下后需要用沙滩上的沙子覆盖。

保护区首任站长张晓荣透露，海龟苛刻的繁殖要求，加上利益驱动下的大规模盗猎，上世纪80年代初海龟便急剧减少，被列为国际濒危物种，在向上级报告后，海龟保护区在惠东成立，上世纪90年代升格为国家级，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其发展。

虽然保护区不断钻研海龟人工孵化、增殖放流技术。每年野生海龟上岸产卵时，保护区会实行人工孵化和养殖，再放归大海。但在海龟野外生存环境恶劣、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等严峻形势下，传统保护方法如同“守株待兔”，十分被动。特别是2006年后，每年上岸产卵的海龟寥寥无几，个别年份甚至为零。没有种苗，增殖放流如无源之水。

于是，保护区开始科技突围，开始着手海龟的人工繁殖研究，随着保护区逐渐升级和改造了海龟繁育基地老设施，更接近真实的模拟自然条件下母龟产卵环境，人工孵化率不断提高。

2017年7月24日晚，91只全人工繁殖海龟在保护区繁育中心成功出壳，孵化率达91.9%，这是保护区人工繁殖海龟单窝孵化率的最高纪录，标志着我国成功攻克了海龟人工繁育技术难关，也引起了国际科研界的高度关注。

据了解，今年是保护区的第四个人工海龟产卵季节，已经上岸产卵的母龟有四头，共产卵14窝，保持了连续四年正常诱导海龟上岸产卵的态势。

人工孵育后放生，似乎也能提高野生保护龟类的数量，但这可靠吗？

“人工繁育海龟是保护野生物种的必须途径，也是保护其生物多样性的关键，这与大熊猫的人工繁育保护方式‘异曲同工’。”海龟湾保护区夏中荣博士表示，人工繁育并非让海龟随意配种，而是需要选择来源不同的公龟、母龟作为父本、母本，以避免近亲繁殖现象产生，从而提高小海龟在野生环境的成活率。

不过，这个过程仍面临不少难点。“海龟的生命周期长，导致性成熟时间漫长，对科研人员来说是很大的考验。”夏中荣说，野外环境下，海龟性成熟时间平均需要33年，人工条件下可缩短至15年，加上种群数量稀少、受精率底等因素，海龟的人工繁育研究需要一代代科研人员接力完成。

另外，海龟野化训练也是保护区正在攻克的重点课题。该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提高人工繁殖的小海龟成活率，在放归大海前，技术人员会对小海龟进行野化饲养，提高其野外生存能力，“比如，训练它们在野生环境如何捕食，如果躲避各种伤害等。”

陈华灵表示，随着保护区外围的港口小镇旅游业兴起，灯光污染、生活垃圾及污水等给周边海洋环境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也对海龟洄游、栖息及繁殖行为均会造成一定影响，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缺乏，具体影响确定不了。”

即使面对众多困难，9月8日，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龟野化基地还是正式启用了，首批放入15只身体状态良好的绿海龟，为我国海龟保护事业写下新的里程碑。

“我们也考虑过野化人工繁殖，还专门备了种，但因为科研水平不足，最终没有付诸行动。”梁爱洲是湛江市硇洲岛海龟城的负责人，海龟城专门收治受伤的绿海龟等保护动物，等它们康复痊愈后再放归大海。

提升保护等级存在争议

人工繁育并非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独有的，事实上，广东省龟鳖养殖行业协会里的成员单位所售的产品大部分都是人工繁育品种。

但是，2020年7月，广东省龟鳖养殖行业协会向农业农村部提出关于《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的建议和意见，文中提到，有极端保护主义分子，提出要全面提升闭壳龟的保护等级为一级，把黄喉拟水龟列为二级保护，但这会对国内龟鳖产业造成极大的打击。

文中同样提到，根据2019年7月的统计，广东省龟鳖养殖从业人员27万，综合产值达400亿元，养殖最多的黄喉拟水龟达2438万只。但记者两次联系协会负责人，均未得到提升保护等级带来的影响的回应。

在龚世平看来，广东省龟鳖养殖行业协会的声明并未弄懂提升保护等级的含义。“目前养殖技术成熟、养殖规模比较大的两种闭壳龟是三线闭壳龟（俗称金钱龟）和黄缘闭壳龟，即使提升为一级保护等级，保护对象仍然是野生种群，不包括人工驯养繁殖种群。 对于一些人工种群极小的闭壳龟而言，例如云南闭壳龟、百色闭壳龟、金头闭壳龟等，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名录，并不会对产业造成明显影响，反而有利于保护野外种群。”

龚世平表示，以三线闭壳龟为例，一只成体龟能卖几万到十几万元，所以野外的盗猎非常严重。如果它被列为一级保护动物，对盗猎者造成的法律威慑力更大，有助于减少盗猎。

“所以，从国家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对于一些野外种群极度濒危，但人工养殖规模较大的物种而言，可考虑把野外种群列入一级保护名录，这样有利于物种保护，也不伤害合法养殖户的利益。后面需要考虑对养殖种群进行标识化追踪管理，避免一些非法养殖场打着养殖的旗号贩卖野生动物。”龚世平说。

而一名不愿具名的相关人士指出，追求提升一级保护，并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从实践层面，海龟洄游路线通常跨国越境，执法、保护难度大，而野生陆龟平时在深山老林中，执法、保护难度同样较大。“龟属于冷血动物，目前难以有有效的监测手段，政府掌握的面上情况少之又少。”

其同样表示，广东至少在保护海龟层面投入的并不多。

保护意识提升背后缺乏知识支撑

龚世平虽然在论文中提到中国大部分龟类的野外种群下降超过90%，物种已经普遍濒危，但其也表示在少数山区里，平胸龟的数量是有所恢复的。

“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部分自然保护的执法管理加强了，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意识提高了，盗猎活动减少；另一方面，由于龟种群数量极少，盗猎者花费很大的气力却收获甚微，得不偿失，所以就放弃了盗猎，从而给部分幸存的龟留下了继续繁衍的机会。”龚世平解释。

龚世平回忆，2003年以前人们普遍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还非常淡漠。

龚世平说，在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及之后，国家做了大量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大众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近十多年里，国家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宣传越来越重视了，电视、报纸、网络上关于动物保护的先进事迹、执法活动、打击犯罪的案例宣传越来越多。“总体来说，近10多年来，大众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认知有了显著的提高，保护意识也逐渐在全社会树立起来。”龚世平表示。

梁爱洲同样认为，经过当地相关部门的不间断宣传，这几年湛江民众对海洋濒危动物的保护意识明显提高，市民救助放生海龟的活动多了。“我常接到求助电话，咨询如何救助或放生海龟。”梁爱洲表示，就在9月3日，湛江市市场监管局在巡查过程中罚没了一只海龟，并致电梁爱洲请他帮忙接回去进行救护。

但毕业于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葛研在2016年曾以广州地区大学生群体为调查对象，进行龟类消费及保护意识现状调查，情况却不容乐观。

根据对问卷的分析，葛研发现，超过一半的调查对象对有关龟类保护的法律法规缺乏了解；仅有极少数人对龟类濒危现状比较了解；只有0.6%的人对受保护龟类物种具有较好的鉴别能力；31.8%的人对外来龟类放生缺乏正确认识；89.0%的人认为放生龟类前不需要向政府有关动物保护机构咨询。

“可见，广州大学生的龟类保护知识仍非常缺乏，不足以形成良好的保护意识。”葛研在论文中写道。

【记者】黄鸿基 乌天宇 刘稳 黄进

【统筹】邵一弘

【作者】 黄鸿基；乌天宇；刘稳；黄进；邵一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