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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图）

　　那是2003年8月的一个正午，我夹杂在小渔村的女人们中间，来到海口镇的埠头。逼仄的湾道里，瘦小枯干的渔船懒散地排列着，大约有许久不曾活动过筋骨，火辣辣的阳光此时正不停地跌落在油嘟嘟的水葫芦丛中，催发出一股股裹夹着咸腻和腥臭的水泡，满眼绿绒绒的水面上，隐约其间的艳紫色花朵似乎显得益发娇美，益发诱人。

　　小渔村的女人们三两成群，东拉西扯，间或手打凉篷，轰然发笑。大约半个钟点的光景，茫茫碧波之上，便隐隐现出一队整齐的黑点，愈来愈大，愈来愈清晰，直到我们能够分辨出那一张张红褐色的面庞。滇池上“拿鱼”的人们终于收网回家了。

　　“三条鱼，还不到十斤重。”最先上岸的张滇生听到了自家女人的抱怨声。那是一位面皮白净、身段利落的中年妇女，据说在附近的一家兵工厂做临时工，她一边接过男人手中的网兜，一边唠叨着，“现在总不如以前了。”张滇生显然已经习惯了，嘿嘿一笑，扛起船桨，径自进到深深的巷子里，没影了。此刻码头上只留下那些紧握网兜的女人们，跟一早赶来的鱼贩子讨价，过秤，收钱。我决定买下张学义捕到的那条最大的鲢鱼，并且请他女人为我现做一顿渔家饭。

　　张滇生家是一个小小的院落，三间厢房，一间厨房，比起两旁那些崭新的小砖楼，多少有些“跟不上形势”；至于家具，很难说有什么像样的。不过，“钱倒是攒了一些，”他偷偷地看了看坐在院子里正忙着玩游戏机的儿子，闪烁其辞地透露给我，“再有几个月，开湖就好了，不像现在，只能偷偷摸摸地拿鱼”。他的儿子今年15岁，初中快毕业了。再有个三五年，爹妈就要为他操办人生大事了。“在家待着就好，总比到滇池上拿鱼强”，张滇生的说法立即得到了女人的肯定，他们显然都不希望儿子将来像自己一样，“太辛苦，又受渔政的气，不如花些钱去学一门手艺，到城里干工作”。

　　几杯烧酒下肚，张滇生的话开始多了起来。“老实讲，我们已经很少吃滇池里的鱼了，湖水污染得厉害，像这么大的鱼，这几年也不容易拿到了。”我一下子有些心惊肉跳了，想起前几天有人告诉说，洪闸一带经常有驼背鱼出售，甚至有人还看到了六条腿的青蛙。现在吃了滇池里的鱼，如何是好？我于是特地跑到云南大学生物系请教了环境专家王焕校教授。他的意见是，“为了安全起见，以后尽量少吃为好”。

　　不论是多是少，也不管有害无害，总之，滇池里如今已是几无可吃之鱼了。可是在1980年代，滇池鱼产的当年捕捞量达1万吨，后来随着水质逐步恶化，三类、四类、五类直到劣五类水，原生鱼种逐步消失，鱼产量也逐年下降，1999年仅捕鱼5600吨。到了2000年进行调查时，滇池湖区的土著鱼类仅发现有鲫鱼、黄鳝、乌鳢、泥鳅这4种了，滇螈、云南、昆明鲇等20多种特有鱼种已从湖区消失。所以我猜，我吃掉的那条可怜的鱼或许是前几年在白鱼口附近投放的20吨鲢鳙鱼中的一条。

　　鉴于相谈甚欢，张滇生答应第二天带我到滇池上走一走，条件是我付他80元钱的“误工费”——这大约是一个滇池渔民每天的“拿鱼”收入平均数。一大早，张滇生穿上女人为自己准备好的休闲装，悠然地划船到海口外的水面上去。水面依旧是油腻腻的绿色，远处相连的天空中飘着几朵银灰色的云彩，几条湖鱼的尸体不时地漂过来，顺着张滇生手指的方向，可见一些昨天打过照面的同村渔民，他们正坐在大号汽车轮胎制成的筏子里，“下黑网”，“偷渔”，张滇生一边划船，一边以渔政人员的口吻和自己的“同伙们”开着玩笑。

　　我猜张滇生一定和渔政检查站的王元新打过交道。就在离此不远的白鱼口工人疗养院，我和那位渔政检查站的王站长交谈过，当时他的身后有一个小伙子不停地向我们这边瞟。那是被抓来的“偷渔”人，除了500块钱的罚款，渔具全被没收。趁渔政出去的时候，他连连向我们表示自己的运气不好。我想，张滇生一定也坐过那个位置，耐心等着他女人来送罚金赎人吧。“这么大的水面，执法队只有二三十人，设备既不够用也不好使，经费更是严重不足。有时碰到偷渔抗法的，总免不了要受点儿伤，每天上班心里都有些害怕。”王元新当时向我介绍说，“暴力抗法这几年比较多了，矛盾是有的。”